看《標殺令》，十分有快感。快感不是來自噴泉血湧，而是來自女主角求生的堅持。

懷孕女主角在婚禮遭一群黑幫打至昏迷。醒來後，展開復仇計劃，逐一追捕目標人物。她不單止肉體受到淩辱、尊嚴遭剝奪，她更因此而失掉腹中的嬰兒。她的憤怒，可以理解。

存在主義心理學家羅洛•梅（Rollo May）在《權力與無知》（Power and Innocence）中提出，每個人天生有生存的權利，假如這項權利遭到剝削，他總會以其他方式去獲取這分賴以生存的價值感，而訴諸暴力便是常見的方式。

其他心理學家亦有類似羅洛•梅的見解。Willard Gaylin說：「恐懼與憤怒的目的，是我們對生命受威脅時的反應。它們是為了生存──而不是為了自尊、身分、地位、男子氣慨或尊嚴。」憤怒，是上帝賜予人類的負面情緒。一個不會憤怒的人，即缺乏足夠的尊嚴，並捍衛自身權利的動機；正如一個不會憤怒的城市，即甘心受剝削或奴役。

羅洛•梅並非合理化一切暴力的行為；他在書中提到建設性暴力與破壞性暴力之別。他既對前者抱著比較肯定的態度，又能以慈悲之心看破壞性暴力的來源。這點令筆者印象深刻。同樣地，宣泄憤怒，復仇未必是最佳途徑。（《大隻佬》同樣有復仇的主題，提出「怨怨相報何時了」，以寬恕去結束仇恨的解決方法。）

然而，對於只祈求世界和平，一廂情願希望惡事消失；或歌頌「犧牲捨己」之美德，而不正視暴力和為弱勢者爭取權益的建制或群體，學習去憤怒，變得「有火氣」，以及肯定人生存的權利和價值，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事。

事實上，不被接受的憤怒及被壓抑的生存權利並未因此消失，卻透過其他陰暗的渠道宣泄出來，例如產生抑鬱症，或粗暴地對待自己。可以設想女主角昏迷醒過來後，若是被禁錮起來，連報復的機會也沒有時，她一定會變瘋、撞牆或咬舌而死。

暴力是現實的一部分，因為世界不完美，不是人人也可得到公平的對待、基本的尊重。被剝削了權利和自由的人，需要暴力來表達他們的人性。研究種族主義與暴力問題的台北利氏學社主任魏明德（Benoit Vermander）認為，自從「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，把他殺了」（創四:8）後，地上便「滿了強暴」（創六:11）；而當耶和華用洪水洗過大地一次後，祂跟挪亞立的約與祂跟人在創世紀一章所立的約便有所相異：本來人是「管理海裡的魚、空中的鳥、地上的牲畜」（創一:26），但現在「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，都必驚恐、懼怕」（創九:2）人。亞當夏娃未犯罪，野獸與人和諧相處，人類只需管理各類畜牲；現在動物們都懼怕人類，驚恐意謂會防衛，防衛意謂避免受到侵略，人類遂得馴服牠們。這也象徵凡有血氣的人（創六:12）也得去制服自己的獸性，否則暴力便會蔓延，使地上充當敗壞。魏明德說：「盟約的目的是控制暴力來保證人類與世界的存在。按此邏輯推演，盟約應能包容帶有些許暴力色彩的言論表達，以免暴力累積凝聚過量，如同河水暴漲，終至無法負荷而泛濫成災。因此，盟約需要挖掘運河渠道，以疏導社會暴力的流量。」

如果你問塔倫天奴，你可以少拍血腥暴力的鏡頭嗎？他或者會答，不能的，因為世上不義的事太多，太多人受到壓迫，所以我的戲有觀眾，他們在我的電影中獲得認同。如此渲染暴力的電影，未必好看，但至少比天真地擁抱所謂和平，企圖消滅暴力，而又不好看的電影，多了一份真實。